子尤 │ 窗外的阳光 by 子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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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2/12/11 4:55:04    编 辑   


小H按】子尤在2006年1月20日的博客里分两次发过这篇文章,并说明此文曾发表于《中华文学选刊少年写作精粹》第十二期。这篇文章的开头两段在当日被删节了,今天则为完整版。




窗外的阳光
子尤(15岁)
2005年10月21日
我这个人已经被介绍得太多了,有些不像我了,而文字是真实的,不会撒谎的,所以各位“战友”还是来读我的文字吧!


之所以叫你们为“战友”,是有我的考虑的。从去年我准备写一写学校教育的文章时,我就开始这么叫了。如果叫大家为同学,我已经出学校了,不跟你们一同学习了,所以不能这么叫,那叫什么?同伴?同事?同胞?同志?最终我决定叫“战友”,因为我们正面临着同样的战争,于你们不仅是学习考试,于我不仅是打针吃药,在这个年龄,人生刚刚开始,许多麻烦接踵而来,而我们是要一起冲锋的。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当小学四年级的老师,非常喜欢站在讲台上指点江山的感觉,而之所以选择四年级也是有原因的。往下则太小,往上又太大,四年级正合适,小孩的身心在逐渐感受着世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塑造人的大好时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好的老师是可以影响一个小孩一生的,而她就是。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小学生活是一路快乐而美好。


我这个当老师的理想到现在依然存在,不过因为我的志向实在太多,所以只能忍痛割爱一下,即使这样,我还有六个志向,而且互不相同。


到后来看到美国影片《死亡诗社》时,其中的情节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鸣,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老师在一个校风严谨的学校带给了学生春风般的希望,在第一堂课上,他让同学们撕掉眼前的课本,代之用幽默的方法读各类经典著作。他让他们不循规蹈矩,他让他们不随波逐流,他在塑造着一批真正的人。所以当这个老师在强大的“黑暗”面前不得不被赶走时,他的学生们用自己的方式送别他——他们站在桌子上,说着惠特曼的诗句:船长,我的船长。那是一个特别经典的镜头,看到这儿时,我热泪盈眶,好的老师是有理想的,他们期望可以带给学生些什么,我想那个老师当时肯定非常欣慰,因为虽然他走了,但是他启蒙的种子已经种在他们心头。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全班同学都站了起来,还有很多同学是老老实实坐着的(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在呵斥着呢),他们弓着身子低着头,而站在桌子上的那些同学是昂首挺胸的。


初一有一次我也站到桌子上试过一次它的高度,感觉不错。


由《死亡诗社》我想到了什么呢?虽然这部电影所讲述的年代不是现在,地点也不是中国,可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老师就好了,要是我也能上他的课就好了,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看了也在这样想,因为现实有很多地方是让人失望的。而我想当老师,也是因为我发现好的老师可以带给学生什么,虽然有许多事情无法实行,但那种善良,智慧,正义的精神足以影响人一生。


现在的教育制度有很多弊病似乎众人皆知,但一个众人皆知的事情竟然还无法改善这就是最大的荒谬和悲哀了!这就是体制的恐怖,而个人此时显得是如此渺小单薄。在巨大的转盘中,学生、家长都是微小的零件,跟着转动着。每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都有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我的很多同学就去了国外读书,他们的家长不想让他们受高考那份苦。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他们的家庭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其他人呢?我想如果让大家举几个身边同学或自己因学习而出了毛病的例子,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大家并没有因此放慢自己的脚步,他们依然在行进着,默默地行进着,痛苦着。


鲁迅在《呐喊》的序言中记了他与钱玄同的对话,他对钱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鲁迅的问法属于绝望过后的不像话的提问,而钱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如今我所感到的情境,与他们所说的相同而又不同,鲁迅没有说那个屋子里的人睡觉的原因,而我接下来的这个想象有。鲁迅故事中的“大嚷”会惊醒某些人,而我这里的“大嚷”催眠了大部分人。我也看到了一个铁屋,里面也有许多人,而这个铁屋有规定,过一段时间就会开门放人,屋子里还有一个小窗户,窗户外面的人整天喊着:“这个屋子太不像话了!它的坏处有这么以下几点……”等等话语,可这些话并没让屋子里的人觉得生活好过了多少,于是生出了“听觉疲劳”,渐渐地觉得没意思,连那开门的日子都懒得等了,在屋子强大的黑暗的震慑下,选择屈服,安心地睡去了。因为这比选择清醒能更好地度过痛苦的“铁屋岁月”。






这就是我的战友和家长们的情况,因为这种恐惧和压力是绵连无边的,大家于是放弃清醒,一睡了之,做个好梦,由此变成“工厂的奴隶”,“大转盘的零件”,可我现在希望的是,保持一丝清醒吧!至少不该在铁屋子开门之后,让外面看到的是一堆睡死了的人或睡傻了的人呀!好比一群人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迷失方向,人们应该努力保存自己,等待救援呀,而不该没等风沙来淹没自己呢,先自己把自己活埋了。


生病以后,同学们经常来看我,为我形容初三之后学习压力之大,他们说:“你忍受的是肉体之痛,我们那是精神之痛!”大有羡慕之情!实在是悲哉哀哉!


不保持清醒又怎么样呢?因为脱离了这个环境,我才可以更清晰地审视这个环境,感触颇多呀!我曾经用实验的写法写了一篇小说,叫《10分钟,那人死了》(《谁的青春有我狂》315页),表达了我的悲哀,在精神的重压下,有人自杀了,它变成了一个有趣的新闻在学生中口口相传,即使它再重要,再触动人,也比不过今天要交的作业。我这个小说的主人公便是如此,他忙着将这个故事告诉自己喜欢的女生,可谁知十分钟后,便被又一个疯掉的同学杀死,就像《红楼梦》中说的“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而这个主人公连“叹”都懒得“叹”呢,就已经“丧”了,这就属于学习学到没感情了。


说近的,我读到了05年9月份《中华少年写作精选》的卷首语《快乐地写作》,最后一段话说:“‘快乐’,其实是写作的最终目的。”这个我同意,并且我认为快乐写作应该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只有快乐写作才是自由的,只有自由写作才是快乐的。可我和我的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都不爱上语文课,我们从语文课中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些人出了问题还是语文课出了问题?


这期的卷首语还说,虽然有很多同学的生活中,有很多压力,但是,他们总会说:“不过,写作是让我快乐的。”我很想知道,有多少人把在学校写作文也归类到写作中,在学校写作文算不算快乐、自由地写作?


很多大人在知道我喜欢写作后会肯定地说:“语文学得很好吧!”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总要费尽口舌跟他们解释一番这其中的区别。


且看:我们要努力题名金榜/虽然为此要穿过滚烫的岩浆/会写字不会写作/只有规定格式,才可以写得很长很长/最懂写作的是作文老师/盛产作家的是作文班/课文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开头结尾/可为什么大家感叹的都一个模样/原来老师教得我们“团结一致”/连思想都齐心向上。


巧合的是,《死亡诗社》中的那个老师就是语文老师。有一批学生发现他原来在这个学校上学时曾组建过一个死亡诗社,于是他们决定把它延续下来。在校风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他们跑到小山洞里读诗,烛光照耀着他们年轻而又兴奋的面庞,情景是如此浪漫。但结果并不浪漫,有人渴望走上戏剧道路,却遭到家庭的反对,最终选择自杀,老师因此被驱逐,其他人似乎又要回到沉闷的生活中了,接着就有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电影结尾。


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呢?


《死亡诗社》里有一个情节,有一堂课,老师把学生带到院子里,让他们学走路。大家不以为然地走起来,旁边的学生随着他们走路的姿势拍手打拍子。老师问:“你们为什么要拍手?你们要走出自己的特色来!”这使我联想起电视里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情景:一个人在台上唱歌,底下的观众就不由自主地集体拍手,面目麻木而僵硬。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终于是走路一人一个样,这时有一个学生在一旁站着不走。老师问:“为什么不走。”学生答:“我在行使我不走的权利。”


老师自然就不阻拦了。这种教学怎么样?


教育的职责是塑造完善的人,而不该把学生塑造得如机器一样,但我所看到的同学们似乎正苦痛地往“机器”道路上前进,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上学是惟一的机会、道路,只有服从,不可能反抗。就像《三重门》里的林雨翔想的,自己“只是不喜欢教育,但思想觉悟还没到推翻现行教育体制的高度。因为一但到这个高度他马上会被教育体制推翻”。而我大喊:“不要让机器侵占你,保持一丝清醒吧!”实行起来很艰难,那么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呢?比如,允许自己的四肢被搞成“机械装置”,但一定要让心和头脑还是人性的,直到“铁屋子”开门的那一天。保持清醒有很多方法,而读书,写作其实未尝不是其中一种。从书中去呼吸自由的空气吧!把自己的笔削得尖尖的吧!它们就像从“铁屋子”窗外向屋里呐喊的阳光,不为把你“催眠”,只为时刻让你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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